油表上的红线：一位开了近二十年小巴的司机，和他身后那些不敢细算的日子

达累斯萨拉姆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。凌晨五点多，街道还笼罩在薄薄的夜色里，52岁的埃里·姆塞塞已经发动了他的小巴引擎。这座城市刚刚苏醒，讨生活的人们开始涌上街头，而他，必须赶在早高峰到来之前，把车塞满。

车很快就被形形色色的乘客填满了。有人提着菜篮子，有人背着书包，学生、工人、主妇，大家挤在一起，站着的抓着车顶的扶手，随着车身晃动。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清晨——如果忽略掉压在姆塞塞心头的那块石头的话。

那块石头，就是油价。

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，姆塞塞一个月前每天还能赚将近十七万先令的净收入，而现在，这个数字萎缩到不足七千。十七万和七千，这中间的差距，是每个月将近十万先令的燃油账单涨幅。

“油价涨了，收入没涨，中间那一大块全被吃掉了。”他一边稳稳地握着方向盘，一边用平静的语气说着这些话，平静得让人心里发酸。当了近二十年的小巴司机，他早就习惯了这条路，习惯了这条路上每一个会堵车的拐角，习惯了每天早上五点准时醒来。但这条路正在变得陌生，因为前面好像越来越窄了。

不只是一个人的账本

你可能会说，这是燃油价格的问题，是全球市场的问题，是远在中东的那些大人物们博弈的结果。道理上是没错，可是对于像姆塞塞这样的人来说，那些大词都太远了，他们每天要面对的，是实实在在的数字。

一天收入二十六万先令，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数字。但扣掉每天给车主的十一万先令车辆使用费，再扣掉涨到十五万的油钱，最后剩到手里的，只有不到七千。先令贬值之后，折算成美元还不到三块钱。三美元，在达累斯萨拉姆，大概够买一小袋大米，或者两三个人的一顿饭。

二十六万和七千，这之间的账，你敢不敢算？

如果你以为油价的影响只波及到开车的司机，那就错了。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大街小巷，油价上涨的涟漪正在一圈一圈地扩散出去，扩散到每一个普通人的餐桌上。

二十八岁的泽娜·奥马里在街角经营一个小吃摊，卖炸木薯和烤玉米，这是坦桑尼亚最常见的平民美食。她的顾客，大多是像姆塞塞这样的基层劳动者——早上出门前在小摊买一份，填饱肚子，好有力气干活。

但最近，泽娜把每一份餐食的价格悄悄涨了五百先令，从两千涨到两千五。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，但对于那些每天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顾客来说，每涨一分钱都是肉疼的。更让她睡不着觉的是，她不知道下周还会不会继续涨，也不知道原材料的价格还会不会继续往上窜。

“我没有选择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是一种很复杂的表情，无奈、苦涩、还有一点点倔强。她知道自己涨价的举动可能会让一些老顾客转身离开，但她更知道，如果继续撑下去，连进货的钱都拿不出来。

而在卡里亚库批发市场，手机商人埃里克·马滕巴已经连续三周没有等到从迪拜发来的新货了。货源紧张，运输受阻，配送费用从五千先令涨到八千，每一项成本都在往上蹿。他不知道这批货什么时候能到，也不知道到了之后，价格会不会把顾客吓跑。

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汉弗莱·莫希在分析这轮油价冲击时说了一句很直接的话：油价上升几乎影响到所有行业，运输和生产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消费者。
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今天可能是司机和多卖点东西，明天可能就是你我买米买面也要多掏钱。而且，如果燃油进口支出继续增加，对美元的需求继续上升，坦桑尼亚先令可能还会继续贬值。那样的话，进口商品的价格会更贵，老百姓的日子会更难。

教授还提到了一个很紧迫的问题：这场危机再次提醒人们，必须加快推进替代能源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，否则，像今天这样的冲击，以后可能还会反复出现。

傍晚时分，姆塞塞结束了一天的运营，把车停在路边。他算了一遍当天的收入，然后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我们只能等着看，”他说，“当了快二十年的司机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能要换工作了。”

二十年的老司机，在达累斯萨拉姆的街道上开了二十年，他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线路，每一个转弯，每一个容易堵车的时段。但现在，他开始认真考虑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自己还能在这条路上开多久。

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此刻，在达累斯萨拉姆的街头，在卡里亚库市场的商铺里，在那些冒着热气的街边小摊前，无数人都在等，等油价稳定下来，等日子回到从前，等那个他们已经等了很久的、转机的出现。

但那个转机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